作者：王之言
当你身处人生盛年，拥有智慧、事业、家庭和现代生活方式，忽然间，你被每天强制劳动9小时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制作软质食物；喂饭；清理地板痰渍；将打翻物品归位；洗澡、擦拭、换尿布；换洗内外衣物；换洗床单被褥；陪玩陪聊；跑医院；喂药……
你昼夜颠倒。你悬心吊胆。你面对意外，面对破坏，面对毫无理性的怒气和敌意。你每天的核心挑战是抓住排泄时机（你观察食物摄入量、计算消化时间并神经质地反复追问：现在要不要尿尿？要不要大便？），行动必须精准，差之毫厘，意味着加倍的擦拭、清理、换洗，更不走运的日子里，你做这一切时，对方在玩屎。
你面前的这个人，不是孩子——那毕竟意味着希望，而是地球上唯一曾为你做过这一切的人。他/她的生命如身体一样逐渐枯萎，直到困于一间屋子或一张床。你们的身份调转了。
“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，我此前没有料想到的一个困境是，这个年龄的人，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变成全天候护理人员。”胡泳说。
胡泳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，一个典型的“三明治一代”：父亲以96岁高龄过世未久，母亲今年85岁，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，孩子未成年，本人处于事业巅峰期。过去三年多，照护父母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活动范围随之缩小，现在他已经基本不出海淀区了。原本的学术工作和个人生活遭到切割、压缩，并轨到“换尿布、擦屎擦尿、洗澡、洗床单、做饭的自动化程序里”。
展开剩余95%你出于反哺之情接下这项工作时，未料到被改变的将是你的整个生命状况。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问题，以及和绝望对抗的心理问题。你将每天早上睁开眼就做这个，数年如一日地做这个。你将时时刻刻在生活、工作和照护之间寻求平衡，在做自己和做个孝子之间寻求平衡。不幸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越来越被困在父母身上动弹不得。
你曾以为生活是持续的，甚至可以添砖加瓦，而照护一位老人，则是必然的失败。你无法奢望奇迹，必须接受现实：你的付出在增加，却换来一个愈加衰老、离死亡更近的亲人。
一年，三年，五年，十年，你还敢不敢日复一日地踏进去？直到一切完成了，在失去之剧痛的同时，你成了堑壕里被推到第一排招架强敌的士兵，你成了只有四壁而难逃风雨倾泻的小屋——再没有什么可以隔开你和死亡了。
2023年十一假期，胡泳兄妹三人和父亲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。父亲花了好几天，写了一份正式遗嘱，写下这一生中做过什么，哪些是他骄傲的，哪些是他怀有遗憾的，以及他最后的心愿：“不要悲伤，不要搞任何悼念活动”。父亲专门向母亲做了正式告别，抓着她的手，跟她叙说，这一生感谢你，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，对不起你。
胡泳母亲完全不明白他在讲什么，她说，“你看老头子他衣服扣子没系好，冷不冷？”十月中旬，胡泳父亲去世。
一个晚上，看电影《困在时间里的父亲》，胡泳泪流不止。他叫来两个孩子，让他们陪自己一起看。孩子看完说，能理解爸爸照顾阿尔茨海默老人有“多么难，多么难”。
“今天你可能风华正茂，但是你早晚都会遇到。”胡泳说，世界上只有四种人：曾经是照护者的人，现在是照护者的人，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，以及需要照护者的人。
他认为，社会需要很大的认知转变，在此刻所有的趋势性变化中，最致命的就是人口结构——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。处境更严酷的将是下一代照护者，独生子女一代。
以下是胡泳对凤凰网的讲述。
当一位北大教授
成为24小时照护者
文 | 王之言
来源 | 凤凰网（ID：ifeng-news）
我母亲今年85岁，是阿尔茨海默症重度患者。她现在所有的行为方式跟三岁的儿童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她需要人喂饭，你就做一些她能吃的东西，剁得碎碎的，给她戴上兜兜，一口口的，就像给小孩喂饭一样。
最难的是排便问题。她没有意识，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大便或者小便了。甚至很多时候，她不知道，她会把各种东西弄脏。所以你生活当中的核心问题是，天天追问她，你现在要不要尿尿？要不要大便？
你得计算，她可能三四个小时要尿，但是这又跟她喝了多少水，吃了多少流质的食品有关系。严格地讲，这不会是科学的，相当于你每天都有可能遭遇到很狼狈的时刻，把所有的衣服、床单都洗了。
如果有一天，你看住了她整个的排便过程，她既没有尿湿裤子，也没有拉在被窝里，你觉得这一天好有成就感。但其实这是你每时每刻要做的事，天天如此。常有人问，为啥不给她用成人纸尿裤呢？我心疼她，因为会有其他负面后果，所以能不用就尽量不用。
用我的话来讲，人生是从屎尿屁开始的，最后也归于屎尿屁。这是人生的基本常识，只不过我们用各种东西掩饰它。我们发明各种委婉语，巧妙地觉得它不存在。没有必要掩饰。这就是真相，人生的真相。我母亲现在在家里随处大小便，不是真的随处大小便，而是使用移动的坐便器，所以屋子内常年弥漫一股屎尿味。而这就是人生真实的味道。
疫情时期，为了不让我父母（被）传染，我有段时间是纯物理隔离。我们也改成网课了，我完全在家，停止了一切交往，也辞了保姆。有那么几个月是我一个人管他们俩。我父亲的头脑是完全清楚的，不需要我特别操心。母亲不能自由行动，她出门坐轮椅，在家推着一个小推车。我早上起来，先准备早饭，管理我母亲的大小便，我也得给他们俩洗澡。做完早饭是中饭，然后是晚饭，洗衣服，拖地，擦灰，刷碗，洁厕，白天做这些事。
我给我妈穿裤子，穿袜子，穿鞋，扶她站起来，晚上脱衣服，脱鞋，扶她上床，对我的腰真是个考验。收拾他俩掉在地上的饭粒和菜屑也是。
晚上很痛苦。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特点是，黑白颠倒，没有时间概念，没有空间概念。她不知道是晚上，她不睡觉，经常折腾。一个方式是反复收拾东西，比如衣服，本来你给她叠得好好的，她把衣服从柜子里翻出来，摊得满床都是，全部弄乱，再一件一件叠。卫生间储物柜里头的洗衣液、洗发水、卫生纸，她半夜起来，全部翻出来，扔到地上，到处都是。你就很恐慌，你怕她拧开某一个什么液，给喝了。我瘦了很多，真的非常辛苦。
2022年12月31号晚上1点多钟，我在另一个屋子里睡觉，就听见扑通扑通地响。你知道照顾老人最怕屋里有响声，你怕她摔了。我的心揪到嗓子眼儿里，一阵恐慌，赶紧爬起来，发现我妈把东西扔在地板上，卫生纸撕得满地都是。
我火了，跟她大吵了一顿。我说：你知道我照顾你有多累吗？老妈：谁让你累了？谁让你照顾了？我：我不照顾你谁照顾你？老妈：我对不起你啊？——这句话一出，我就知道自己徒然枉费心力，也徒然生气。
这个架有什么意义呢？就好像孩子把父母气得不行了，你把他/她大骂一通，骂完了以后你特别地后悔，你觉得不是孩子的问题，是你自己无能，无能到你为什么要发这个火。我就反省说，不能吵架，不能吵架。我就写了“控制情绪”四个字贴在电脑上。
人都是凡胎，很难遏制住情绪。但是如果你想得透彻，你就会减少冲突的次数。这是一个磨炼心性的过程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好难。所以我说都是相通的，你能够通过照护了解关系的真谛，它就可以适用在任何关系上。
我是典型的“三明治一代”：我的孩子未成年，我要养孩子，同时养老人，又处于事业上有很多要求的时期。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，我此前没有料想到的一个困境是，这个年龄的人，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变成全天候护理人员。
非常挣扎，你怎么平衡？所以一开始，我动了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的念头。
我也真的看了北京的养老院。我的核心诉求不在于郊区的风景有多么好，而在于跟老人的交往有多经常，养老院离医院有多近，所以我选的都是城里有地铁的地方。
我的确喜欢上一个可以搭乘地铁到达的养老院，环境也不错，就在二环边上。院长我也谈了，他们考察了日本的养老机构，引进了一些做法。我带父母去看了，医生也聊了。回来以后开家庭会，结果是我父亲愿意去，但我妈不同意。她那个时候是轻度症状，她对很多事情还是明白的。
老人有老人的心理。如果有亲人环绕在身边，对他们来讲是更舒服的环境。养老院几乎不可能完全按照老人的需求来设定。它有一整套机构的规矩，不然没法运行。但是老人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。
养老院首先要评估老人的健康状态。生活能自理的，放在自理区；其次叫半自理区；不能自理了，由护工管着。你在这里头，很容易心情不好。这是人生的单行道，只会越走越荒凉。某一天，突然有一个人不见了，他挪到别的区了。最后的结果，每个人都知道会去哪儿。
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说，在家养老肯定好于去养老院。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养老院？因为在家养老，有太多的负担是照护者承受不了的，照护者有自己的困难。
归根结底，还是要遵循老人的意见。我妈拒绝以后，我就跟我的兄弟姐妹说，我们要做好很充分的在家照护的准备。你得认识到如此选择给你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，它不是个可以轻易做出的选择。
很艰难，常常遇到决策的两难，不仅是身体的劳累，也有心理的，你时刻要想承受到什么程度。
无论你做多少准备，也是没有用的。实际情况永远比你的准备复杂得多，麻烦也要多得多。一边照顾着，一边对自己做各种建设，包括怎么保存体力，怎么形成一套照顾方法——老人的衣食起居，生病了怎么办，其他子女的安排，怎么安排你自己的生活。“三明治”的问题还没解决，你怎么在各种责任当中找平衡。
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的是无私的？假定说正态分布，大部分人都是自私的，这就导致有一系列的损益比的计算，我做这个事情，对我有什么影响。在长寿时代下，照顾老人可能十几年。那损益比，你咋算，压根就没法算。
最终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基本境况，所谓的human condition，生老病死，人之所以为人，就是要经过这些状况，管理这些状况。你不需要说你是不是一个道德动物，什么自私与无私的比例。这就是你的责任。
有一度，天气不冷的时候，在太阳不那么热烈的下午，我会推着轮椅带我妈散步。我爸拄着拐杖跟着。然后，我就进入到一个老人的聊天环境。因为在外头的主要两群人，一群是小孩，到处跑，另一群就是老人。以前我从来不会在这么一个时段干这么一个事儿，听到这样的一些谈话。
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怎么忽然进入到一种生活状态。随着父母哪怕是最小的任务（例如吃饭、穿衣服和上厕所）都渐渐需要帮助，你会感觉自身被带到一个奇怪的、不真实的世界中。你陷入换尿布、擦屎擦尿、洗澡、洗床单、做饭的自动化程序里。
这几年，我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家里。我都不出海淀了，如果有人要找我，我把他约到海淀。我生活中的一大块都交给了这件事，社会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我妈的作息时间是乱的，没有保姆时，我也做不到（按时休息）。
有一个统计数据说，照顾老人的平均时间为四年，但15%的照护者照顾年迈父母的时间超过十年。痴呆症患者的家庭护理人员报告称，他们每天平均花费九个小时来履行护理职责。照顾久了，每天一睁眼就在干这个事，十几年如一日地干这个事，你真的非常容易焦躁。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问题，以及和绝望对抗的心理问题。
你永远在平衡，平衡工作和生活，平衡你和父母的关系，平衡你和配偶的关系，平衡你和孩子的关系。不幸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可能会越来越觉得自己被困在父母身上动弹不得。
从根本上讲，照护一点也不浪漫，它很残酷——在我最累的时候，我会暗想，什么照护者？不过就是我父母的一个女佣罢了。很抱歉，我冒出的念头的确是“女佣”，可能因为女性总是更多地和照护联系在一起。我有时在朋友圈里写些“照护琐拾”，可是又常常觉得，照护这东西有什么好写的呢？能写出来的，都是包装过了的。残酷的东西不可言说。
很多时候，你会质疑，自己做这事的意义在哪里？你不能把它们浪漫化。一旦浪漫化，最后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你，因为浪漫化的泡沫会破灭。
看着最亲的人的生命在你面前一点点流失，而你对此无能为力，那种滋味，是一种刀割般的疼痛。
我看到他们老了，我就在想我老了怎么办？我老了也是这个样子，多么痛苦啊。
到后期的时候，家里不论来任何人，我父母一定要在窗户（前）瞅着这个人走。他们已经被限制了，窗户外面对他们来讲是一整个世界。人到最后就是囚徒了，这个世界对他/她来讲越来越难以进入了，他/她变得越来越小，甚至成为婴儿。
家里的电话本来经常响。每年拜年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打电话，后来拜年的人越来越少，他们的同龄人都去世了。最后那个电话再也不响了，响的时候全是垃圾电话。
你把自己放到这个位置上，会想到一个人越来越废物，什么也干不了，社会关系一点一点被斩断，就逐渐产生一种无力感。
兔年大年初一的下午，老妈躺在床上对我说：没意思。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样子？昨天本来挺好的，吃了饭，到了晚上，纸也没有了，裤子也没得穿。——别看她一生刚硬，其实最终对生活是那么无力。
在寻找意义的过程当中，我突然悟到，老了，就是学会做一个无力量的人，习惯于羞耻。这是所有老去的人的归宿。男人更难一些，因为女人早已懂得什么是羞耻。
其实，有力量的人，也未必有自由。没有力量的人，可能扎下更古老的根。力量有大小，但别忘了，力量也有深浅。
去年十一假期时，有一个上午，我们子女三人跟我父亲围坐在桌旁，很严肃地谈了一次话（父亲因为耳聋，他是笔谈）。我父亲花了好几天，写了一份正式的遗嘱。他写了这一生当中做过什么，哪些是他骄傲的，哪些是他怀有遗憾的，以及他最后的心愿：“不要悲伤，不要搞任何悼念活动……”我们和他谈了什么是临终关怀，如果进医院，应该怎么办。
我父亲专门跟我母亲做了一个正式的告别。他抓着我母亲的手，跟她讲，这一生感谢你，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，对不起你。
我妈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在讲啥。我妈说，你看老头子他衣服扣子没系好，冷不冷？
10月3号，我们给父亲穿上正式的衣服，我们三个陪着他，没下车，经过海淀区，走公主坟，到复兴门，然后横穿长安街，带他看了天安门。10月中旬，我父亲去世了。我很悲伤，但整个过程中，我的心情是宁静的。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遗憾。
怎么跟老人讨论死亡这个事情，我觉得需要坐下来认真地说，哪怕你不好张口。因为很难，比如父母还健在，你跟他讨论说，爸，能不能留个遗嘱。你觉得能说得出来吗？我不觉得这适用于所有家庭。但是我会主张说，凡是有条件的，父母比较开明，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特别大的矛盾，我非常建议这些重大的事情放在桌面上来谈。
在照护老人这种事情上，也需要开家庭会。怎么分工，去不去养老院，得病了怎么治疗。中国人有个特点，很多事儿不明说，说了好像伤和气。恰恰是很多时候你不明说，暗流的涌动就会导致很多矛盾。
而且，这个最好在父母身体还好，还没有进入照护需求的时候，趁父母头脑还清晰的时候，和他们一起开这个家庭会。
该寻求帮助的时候就要寻求帮助。这是一个家族链条，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生生死死循环的一部分。严格来说，要想着怎么把照护变成家庭范围内大家都去思考的事，让你的感受在家族链条之中能够分享。
我前阵看《困在时间里的父亲》这部电影，泪流不止。我叫来我的小孩，我说你们跟爸爸一起看。电影里，阿尔茨海默老人搞不清楚整个生活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幻觉，就像一场梦，而常常是一场噩梦。孩子看了以后，觉得说，能够理解爸爸照顾奶奶有多么难，多么难（哽咽）。
虽然我前边也说过，照护之残酷不可表达，但我还是试图表达，表达是对自己心理的舒缓。我也看了很多关于疾痛、衰老、死亡的书和电影，这是吸收的部分。你看别人是怎么老去，怎么经历死亡，我很大的解脱来自于此。
幸运的是，我是个大学老师，我的自由时间比别的工作多。我还有兄弟姐妹来分担。另外，我想礼赞所有的保姆，如果没有这些可敬的女性，你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多照顾的事情？这些女性对于我们能够正常地过某种生活，是了不起的贡献。
这个世界有关养育和成长的东西很多。养育和成长代表着生命的曙光阶段，是向上的，美好的东西都在你的前方。大家乐此不疲地看这些东西。可是，有关照护的东西，大家关注得太少，被表达得也太少。而照护的时日，有时甚至长过养育和成长的时光。这是我愿意出来分享的原因。
我们看《返老还童》那个电影，把它看成是一种科幻。但是现实当中，人真的是可以逆行的，他/她会回到儿童时代。但是这个“儿童时代”没有任何的浪漫，是一种痛苦。他/她已经丧失了对很多东西的认知，自己没有那么痛苦，但是最亲的亲人都是很痛苦的。
我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症才三年多。我发现她有症状，带她去医院做正式的诊断。医生说三个东西，比如苹果、算盘、杯子。五分钟后，突然问，刚才我说了三个东西，顺序是什么？
我妈答不上来，真答不上来。有很多方块，医生要她按规则摆来摆去，她就是不会摆。我在那间诊疗室里，当时就挺难过的，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就变成了类似于小孩的智力。
从此以后，如果听见有人说，你怎么智商那么低，跟个小孩似地，我就很敏感。对那些失智失能者，外人看起来觉得很讶异，但你无法了解的，你能吗？他们被关闭在每个正常人的经验之外，你对于这种体验又知道些什么呢？
当时我妈结果出来了，我们这些子女可能还有些幻想，她不会发展得那么快。我见过很多高龄的知识分子，有的人90多岁，头脑非常清楚。人到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对于公平感的质疑，很自然地就会想，这事不公平。为什么轮到了我？你无法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个事情。
阿尔茨海默症是比较残酷的一种病。你不清楚发病机制是什么，至今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疗它。医生永远跟你说，只能延缓，不可能治愈。延缓的情况因人而异，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就有断崖式的下跌。所以你对它是束手无策的。
更痛苦的是，你眼看着一个人的记忆走向衰亡。人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跟记忆有关的？你记住的东西才是你生活里真正的东西。
开始的时候，我母亲很清楚地知道，这是胡泳，我最小的儿子，我很疼爱他，他管着我。慢慢地她开始糊涂，会把我叫成我哥的名字，然后直接喊我“老哥”。她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孩子，也不真的清楚老伴去哪了。现在她能沟通的已经很少了，她咕噜咕噜说她的，周围的人稀里糊涂地跟她讲。有时我下班回家，她在床上躺着，我站在床前，她攥着我的手，就那么咿咿呀呀地说下去。
所有的小孩会记得妈妈最拿手的一道菜，所谓的“妈妈的味道”。今天把茄子、辣椒放在她面前，她不认识那些菜，她会问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说这是茄子，这是辣椒。过了没有几秒钟，她又问，这什么东西？她这么喜欢做菜的一个人，她根本不记得这些食材。
更难过的是，我孩子来了，她搞不清楚孩子和我之间是啥关系。小时候天天跟着她跑的人，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
但是我非常清楚，她认得我。保姆说，咱们去晒太阳好不好？不去，坐那不动。她根本不听保姆的。我就跟她说，咱们去晒太阳好不好？马上点头答应。咱们现在该坐在坐便器上小便了，保姆喊，她经常置之不理，但我一跟她说，她就很痛快。
我希望她一直认得我，就是这么低的要求。
她的脑子似乎有某种怪物，日复一日地蚕食她的记忆。与此同时，她的词汇量越来越少，由一个能够很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人，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对于任何事情都无法表达的人。我女儿形容说，奶奶的大脑就像被虫子吃了一样。你看着这个过程一点一点走，心里是非常痛的。
哲学家帕菲特说人之所以成为我，是心理经验的连续性。这在哲学上叫作自我的同一性。但是我用阿尔茨海默症来想这个，我就想不通。因为在任何意义上，我都不能说我妈的心理经验是一致的，但我能说她不是我妈吗？
所以你就需要另外一种解释，它可能跟头脑没有关系，是身体或者气味。在任何场合下，我都认识我母亲的那双手，那是一双劳作的手。现在是瘦的，青筋暴露的，只有皮和骨头的。我回到家，她会拉我的手，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在家里她的手很热乎，她会说，我给你暖暖手。从小就是这双手领着我，带着我干很多的事情。我觉得可能不是精神的本质性，而是身体的本质性，这双手的本质性。这迫使我去想，到底什么是我，什么是妈妈。
我妈喜欢家里来人。她会问你爸你妈怎么样，你那口子怎么样，你的小宝宝呢？所有人来了，她都这么问，你怎么回答也没关系。她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，但她明显地喜欢家里有人。来人了她就高兴，人走了她就很难过。
这也是我不想把她送到养老院的原因。现在她已经没有意志了，我可以轻松地把她送走，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我很难想象，一个人的记忆丧失到这种程度，对周围的世界已经没有反应，进入到陌生的环境里会怎么样。有一个常年在养老院里工作的看护说，那些病人不仅仅在等待死亡，并且每天都在受折磨，自身病痛和外界的折磨，特别是老年痴呆患者。所以我愿意看着她，哪怕苦或者累。过去我觉得送养老院是对的，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对的。我没有动摇过。
《相约星期二》写的社学会教授莫里·施瓦茨，是真事。他上了很有名的电视节目，主持人问他，你最难受的是什么？他说，过不了多久，就得有人替我擦屁股。你想这个人天天需要别人给他擦屁股，对他的自尊有多大的影响。
被照护者的心理负担很大的。我妈算是好的，为什么，她丧失了这种意识。她的确需要有人擦屁股，甚至像小孩一样，她抓屎，玩痰，这给我们造成很多的麻烦，你得洗很多东西。但是她没有尊严感的丧失。像我父亲，最后插尿管，有个尿袋挂着，他都觉得没有尊严。
我在跟我父母生活的过程中，我常常想说，你们最好是心甘情愿地被我照护，这对我来讲是最省事的。你千万不要跟我讲，我不需要你照顾，我挺好的。那会给我增加很多的麻烦，只会让我更累。因为你想自己干，好，你摔了，麻烦大了。
老人对孩子最大的帮助，是他/她欣赏你为这些事情做出的努力，承认你的努力，不需要对你感恩戴德，但是可以为你感到骄傲。
老人真的夸你两句，你说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吗？你该干的事情一件少不了。但是心理上是个很大的安慰。我父亲去世之前，就会写，胡泳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。我很感谢，父亲看到了。
你就在想说，以后你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处理得更好。我老了，当我的孩子要来照顾我，我能不能放心大胆地把我交给他们照顾，而不去说你不要照顾我。或者当孩子没有力量照顾，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我能控制的养老院，我想过一种什么样的晚年生活，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我的抢救应该是什么样子，我进不进ICU……
这个事情需要想得特别透彻。用佛教的话讲，叫作“桶底脱落”，你想得桶底直接掉了。归根结底，你需要被照顾的时候，就是天经地义的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也没什么尴尬的。因为你到了这一步。每个人都在照护之中，要么照护别人，要么将被别人照护。
这个社会需要有很大的认知转变，在所有趋势性变化中，有一个变化最致命：人口结构的变化——我们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。
但这个世界是不适合老人居住的，我们的世界主要是为青年人设计的。
我对北京的盲道深恶痛绝，走走就断了，就被占了。北京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台阶，没有缓坡，甚至有的地方本来是通的，却要人为地立个栏杆。我们一家到外面聚餐时，我总要先打电话问餐馆，轮椅是不是畅通无阻，就发现很多餐馆不符合这个要求。还有，你极其难以忽视的是什么？厕所——有台阶，是蹲坑，我妈这种腰腿不便的，要去上厕所，这就费了劲了。
你说我可以不外出吃饭，就在家里吃。问题是有个地方你不得不去，医院。社区卫生中心大量的地方不是无障碍通行，或者它真的没电梯。我和我哥两个人把我妈的轮椅抬上二楼做检查。
如果你是一个可以到处活动的正常人，你觉得哪里都挺好的。可是你年龄大了，有残疾，处处都是障碍。你会发现周围是一个充满了老年人的世界，而老年人寸步难行。
对老人真正的关爱，是让他/她觉得自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动。这个行动不仅是物理上的，也是虚拟空间里的。我是互联网学者，研究数字化的适老问题。我曾经严厉抨击过现在的智能电视，连我自己都搞不定，界面无比复杂，让以电视为生的老年人怎么办?
现实当中空间的适老化，我觉得挺难的。凡是改造就很难，最好是你在设计的时候就把它（适老化）设计进去。
比方说，家庭的改造，到了某一个阶段，你必须把床扔掉，想办法弄一个能升降的床。老人如果卧床的话，需要翻身、下床，或者需要吃药，医院那种床你能升起来，就可以很容易吃药。
社区范围内能做的事情，比如社区里有没有很近的医院或者卫生中心？尤其是，社区里能不能建食堂？空巢老人，没有子女，或者子女因为各种原因不在，你让老人天天做饭，第一个他们累，第二个有危险，可能真的会忘记关火。
还有一类叫养老院的养老。首先考虑（机构）数量是不是够多，第二是质量问题，怎么保证一个稳定的、有爱心的护工队伍？
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医院。除了老年的常见病门诊，还需要越来越多的医院有临终关怀病区。凡是那些选择临终关怀的人，能够很容易地在附近医院找到这种病区，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，走过生命最后的一段旅程。
开学聚会的时候，我给我的学生讲“胡门第一课”。每年征集题目，都是年轻人的苦恼，怎么化解焦虑，怎么找工作，等等。去年第一次忽然有学生提出来，老师，你能不能讲讲照护。我真的很高兴，我觉得我走过了这些路，我有一些感受，这些感受可能对学生有用。
今天你可能风华正茂，但是你早晚都会遇到。这些孩子当中很多是独生子女，焦虑说我将来怎么办？照护与被照护，这两个身份你永远逃不掉。所以你越早思考这个事，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个事，对你来讲更有益。
独生子女一代的照护问题，是一个社会现象。独生子女会很累，一个人对付两个人，真的很惨，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要做很多的牺牲。好的地方在于，你可以自由地决定。我们这代人见过太多由于子女众多，从而产生关于照护的矛盾。长期的家庭照顾需要体力和情感的储备，更不用说沉重的经济负担。要未雨绸缪，做好心理、金钱、生活方式上的准备，在各方各面有一个规划。
自从我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以来，《照护：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》一书曾长期是我的案头书。这本书开头有一段献词，我第一次读到就潸然泪下：
献给所有经受过、忍耐过，但终究没有挺过
苦难与失能的人们——你们教会了我们成为真正的人
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又教会了我们生（与死）的问题缘何重要。
同样，献给所有的照护者们——为了让生命延续，让希望长存，
为了让大家都能有善终，你们付出了所有，
做了你们所能做的一切，
我们用再多的时间去赞颂它，
都是不够的，
即便有的时候这是你们不得不去做的。
我们已经身处老龄化社会。我们这个新社会的品质，很大程度将取决于那些无法照顾自己的老年人被照顾的程度有多好（或者有多差）；取决于照护者是被支持还是独自苦苦挣扎；取决于它是否能维持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每个人以符合人性的方式衰老和死亡——始终得到照顾直到最后，永远不被遗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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